十月的风，已经带了刀片子似的锋口，刮过弄堂时，卷起地上的碎纸和煤灰，扑在人脸上，硬撅撅地疼。天光也吝啬，总是灰蒙蒙的，压得低低的，像一块拧不干的脏抹布，悬在头顶。
陈醒从“墨缘斋”出来，怀里揣着新买的二十张毛边纸和一瓶墨水。纸价涨了，五十个铜元一沓的毛边纸，如今要五十五个。掌柜的老先生一边包纸，一边摇头叹气：“东洋抚顺煤一抵制，连带纸浆都受影响，运费也涨，没办法咯。”
她没多话，付了钱。手指触及怀里那个贴身的小布包，里面是刚收到的《人间世》稿费——七张十元的国币新钞，挺括，带着油墨味。七十元。若在几个月前，这简直是笔巨款。可现在，她只觉得沉甸甸的，又轻飘飘的。沉的是数目，轻的是这钞票背后代表的、正在飞速贬值的购买力。
回到家，亭子间里比外头更阴冷。母亲李秀珍正就着窗口最后一点天光，给小弟缝一双过冬的虎头棉鞋，针脚细密。大丫在灶披间，把昨日赵奶奶送来的一小把黄豆，一颗颗挑拣，准备发点豆芽。父亲还没回来。
陈醒把纸墨放好，走到灶边，低声对大丫说：“姐，晚上等爹回来，咱们得好好算算账。”
大丫抬起头，眼里有询问，也有了然。最近弄堂里的空气，除了日渐刺骨的寒气，更多了一种无形的、紧绷的东西。像一根看不见的弦，在每个人心里越拧越紧。米店的伙计说话嗓门大了，粮价牌几乎三天一变；煤球店的老板开始限购，还要搭着买些次货；连宁波阿婆的烟纸店，进香烟都说要“等款子”。更大的恐慌，是街面上关于“钞票要变废纸”、“银行兑不出银元”的流言，像秋天的蚊蝇，嗡嗡地，赶不走，扑不灭。
黄昏时分，父亲陈大栓回来了，脸色比天色更沉。他没像往常那样先看陶罐，而是把车靠好，掀帘进来，带进一股寒气，还有眉宇间挥之不去的疲惫与烦躁。
“今朝晦气！”他脱下磨得发亮的车夫帽，重重摔在桌上，“跑了一整天，挣的都是些纸票子！去烟纸店兑，阿婆说贴水要加一成！还要挑票子新旧！娘的，辛辛苦苦拉一天，换到手的银角子，还不如月初一半多！”
母亲放下针线，轻声问：“外面……真的这样乱了？”
“乱！怎么不乱！”陈大栓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搓着冻得通红开裂的手，“听一起拉车的讲，闸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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