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风,已经带了刀片子似的锋口,刮过弄堂时,卷起地上的碎纸和煤灰,扑在人脸上,硬撅撅地疼。天光也吝啬,总是灰蒙蒙的,压得低低的,像一块拧不干的脏抹布,悬在头顶。
陈醒从“墨缘斋”出来,怀里揣着新买的二十张毛边纸和一瓶墨水。纸价涨了,五十个铜元一沓的毛边纸,如今要五十五个。掌柜的老先生一边包纸,一边摇头叹气:“东洋抚顺煤一抵制,连带纸浆都受影响,运费也涨,没办法咯。”
她没多话,付了钱。手指触及怀里那个贴身的小布包,里面是刚收到的《人间世》稿费——七张十元的国币新钞,挺括,带着油墨味。七十元。若在几个月前,这简直是笔巨款。可现在,她只觉得沉甸甸的,又轻飘飘的。沉的是数目,轻的是这钞票背后代表的、正在飞速贬值的购买力。
回到家,亭子间里比外头更阴冷。母亲李秀珍正就着窗口最后一点天光,给小弟缝一双过冬的虎头棉鞋,针脚细密。大丫在灶披间,把昨日赵奶奶送来的一小把黄豆,一颗颗挑拣,准备发点豆芽。父亲还没回来。
陈醒把纸墨放好,走到灶边,低声对大丫说:“姐,晚上等爹回来,咱们得好好算算账。”
大丫抬起头,眼里有询问,也有了然。最近弄堂里的空气,除了日渐刺骨的寒气,更多了一种无形的、紧绷的东西。像一根看不见的弦,在每个人心里越拧越紧。米店的伙计说话嗓门大了,粮价牌几乎三天一变;煤球店的老板开始限购,还要搭着买些次货;连宁波阿婆的烟纸店,进香烟都说要“等款子”。更大的恐慌,是街面上关于“钞票要变废纸”、“银行兑不出银元”的流言,像秋天的蚊蝇,嗡嗡地,赶不走,扑不灭。
黄昏时分,父亲陈大栓回来了,脸色比天色更沉。他没像往常那样先看陶罐,而是把车靠好,掀帘进来,带进一股寒气,还有眉宇间挥之不去的疲惫与烦躁。
“今朝晦气!”他脱下磨得发亮的车夫帽,重重摔在桌上,“跑了一整天,挣的都是些纸票子!去烟纸店兑,阿婆说贴水要加一成!还要挑票子新旧!娘的,辛辛苦苦拉一天,换到手的银角子,还不如月初一半多!”
母亲放下针线,轻声问:“外面……真的这样乱了?”
“乱!怎么不乱!”陈大栓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搓着冻得通红开裂的手,“听一起拉车的讲,闸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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