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头上，天是彻底凉下来了。早晚的风，飕飕的，带着股透骨的劲儿，直往人单薄的衣裳里钻。弄堂里，生炉子的时间明显提前了，家家户户的烟囱，一到清晨黄昏，便争先恐后地吐出或浓或淡的青灰色烟柱，在清冷的空气里扭动着，上升着，旋即又被风吹散，留下一股子呛鼻的、却也让人莫名心安的煤烟气味。
只是这煤烟味里，如今也掺杂了浓厚的焦虑与叹息。
“抵制东洋货”的口号，从街头游行的大标语，化作了切切实实、砸在每家每户灶台边的现实。东洋的煤，还有东北抚顺的煤，一夜之间成了最敏感的东西。工会发了话，码头工人拒卸，煤栈老板不敢公然进货，市面上流通的煤炭，眼看着就稀罕起来。
赵爷爷的炭车，吱吱呀呀推出去，又吱吱呀呀，几乎是原样不动地推回来。车上那些黑黢黢的煤饼，像是受了诅咒，无人问津。偶有熟客悄悄过来，也是压低了声音，眼神躲闪：“赵老头，不是阿拉不照顾你生意……实在是，你这煤，哪来的？不会沾着东洋边吧？”
赵爷爷急得嘴角起泡，哑着嗓子解释：“老主顾了，你还信不过我？我这都是苏北窑里出来的土煤，跟东洋人、抚顺矿，八竿子打不着！你看这成色，这灰分……”他拿起一块煤，用力敲击，发出沉闷的响声，煤屑簌簌落下。
客人将信将疑，最终还是摇头：“算了算了，现在风声紧，宁可不烧，也不能让人背后戳脊梁骨，讲阿拉用‘仇货’。再讲，这价钿……也实在烫手。”
价钿是真的烫手。来源清晰的国产煤，奇货可居，价格像坐了火箭，一天一个样。赵爷爷之前进的那点货，成本就高，现在更不敢轻易降价，可涨价，又哪里卖得动？他的小本生意，眼看着就要被这突如其来的“爱国”洪流和混乱的市场，冲得七零八落。
老头子蹲在自家门口，对着那堆越来越显得沉重的煤饼，吧嗒吧嗒抽着旱烟，佝偻的背脊仿佛又弯下去几分。只有望向屋里时，那愁苦的皱纹里，才会透出一丝极淡的慰藉。
赵奶奶的病，总算是见好了。
咳嗽轻了，烧退了，脸上也有了点人色。虽然人还虚，起不了床，但能靠着被褥坐一会儿，喝点大丫端去的、熬得稠稠的米粥，偶尔还能跟坐在床边的赵爷爷低声说两句话。这场病，像一场凶狠的秋寒，来得猛，去得也算快，多亏了及时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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