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尾巴的天，像一块被文火慢慢烘着的湿抹布，热气不似七月初那般毒辣尖刻，却更黏糊，更缠人。日头明晃晃地悬着，光线却是涣散的，透过弄堂上方那一线被马头墙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天空，懒洋洋地洒下来，晒得石板路泛着白碱，墙角青苔蒸腾出一股子土腥气。
陈二丫坐在老城隍庙后头那株老榆树的荫凉里——其实这辰光的荫凉也有限，树叶子被连日闷热蒸得有些发蔫，投下的影子淡薄而模糊。她身前木托板上的香烟和火柴，码放的顺序比往日更规整些，像是主人借此维持着内心某种无形的秩序。汗水顺着她鬓角细软的绒毛往下淌，在下巴颏汇成一小滴，欲落未落。她没像旁边卖五香豆的老伯那样大声吆喝，只是静静坐着，手里捏着半截秃头铅笔，在一张捡来的旧报纸边角上，无意识地划拉着什么。
仔细看，那不是什么记账的符号，而是一些零碎的词句，涂了又改，改了又涂：“车辙……闷雷……远处……不安的寂静……”
她的心思，早像一只被无形丝线牵着的风筝，飘到了九霄云外，却又被那更沉重的、关于时间的认知牢牢拽着线轴。
六月底了。
这个认知，像一滴冰水，滴进她被暑气熏得有些昏沉的脑海里，激得她一个激灵。日子在卖烟的铜板叮当声、修改文稿的沙沙声、和家人围着桌子喝稀粥的吸溜声里，看似平稳地滑过去。但她的心里，始终悬着一口钟，钟摆每一次晃动，都指向那个越来越近的、她无法宣之于口的日期。
从沈伯安先生那里拿回批注稿，已有将近一月。这一个月，她像是把自己按进了文字的磨盘里，昼夜不停地研磨。白天，脑子里反刍着夜里修改时遇到的瓶颈；晚上，等亭子间里响起家人均匀的呼吸声，她便悄然起身，就着那盏为了省油而捻得如豆的灯火，展开沈先生送的那本《小说作法浅说》，还有那本中英文的短篇集子，对照着密密麻麻的红字批注，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磨。
改文章，真真是比写文章难上十倍。写的时候，凭着一股初生牛犊的莽撞和倾诉的欲望，虽笔法生嫩，倒也畅快。改的时候，却像是个最苛刻的工匠，拿着沈先生给的标尺和锉刀，对着自己原先觉得尚可的“作品”，左量右看，这里觉得臃肿，那里觉得苍白，处处都是毛病。沈先生批注里那些“此处可更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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