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孙志成想了想：“风声一直有。虹口那边，东洋人的兵营好像人又多起来了。租界巡捕房查得也比以前严，特别是对学生模样、聚在一起看传单讲什么的。不过租界里头，咖啡馆、舞厅，该热闹还是热闹。”他顿了顿，“哦，对了，方先生前两天坐我车时，也叹了几句气，说学校里不少教授、学生，心思都不安定了。他还说……说有时候，租界的安静，反而让人心里头发慌，像是暴风雨前的闷。”
亭子间里一时无人说话。只有油灯的火苗，被门缝钻进来的风吹得微微摇晃，将每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拉长，变形。
外面的闲言碎语，报纸上的重磅宣言，远方隐约的雷声……所有这些，都汇成一股无形的压力，沉甸甸地压在即将迈出“搬迁”这一步的陈家人心头。
希望与焦虑，期待与恐惧，像两股交织的绳索，越拧越紧。
时间滑到1月6日，星期三。
天空是难得的湛蓝，阳光虽然淡薄，却总算有了点暖意。风也小了，像个跑累的孩子，暂时歇了脚。
陈醒起了个大早。母亲李秀珍把箱底那件压了多年的、半新的阴丹士林蓝布旗袍拿出来，用装了热水的搪瓷杯熨了又熨，直到每一道褶子都平整服帖。这是母亲年轻时最好的衣裳，如今穿在陈醒身上，略有些宽大，但剪裁的式样还在，衬得她瘦小的身量有了点挺拔的味道。
大姐大丫用梳子蘸了清水，把陈醒有些枯黄的头发梳得光溜溜，在脑后扎成两根整齐的辫子，系上两根洗得发白的红头绳。父亲陈大栓也换上了那件只有年节才穿的、洗得发白的藏青色粗布短褂，虽然肘部和肩膀打着补丁，但浆洗得干干净净，扣子一粒粒扣得严实。
一家人对着那面模糊的水银斑剥的破镜子照了又照，互相打量着，神情都有些紧张，又带着一种近乎庄严的郑重。
今天，是去签约的日子。
沈伯安那边托人捎来了准信：铺保已办妥，他那位开文具印刷社的朋友愿意作保。沈先生自己也给房东写了一封信，说明陈家虽是拉车人家，但本分勤恳，子女上进，值得信赖。方先生也再次确认了房源，并与房东打了招呼。
约好的时间是上午十点，在辣斐德路那处房子见面。
“都准备好了？”陈大栓最后检查了一遍随身带的东西：一个旧布包，里面是家里几乎全部的积蓄——四十块银洋，用红纸封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