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打听来的、已经混乱不堪的黑市行情,国币兑换银元,贴水惊人,而且极不稳定。乐观估计,一百零五元国币,大概能换到……五十块银元?这还得是票子新、渠道可靠的情况下。
那么,全家总资产,折合成最保值的银元,大约是:72(现洋)+ 50(国币折算) + 15.4(日常罐折银元,这里面的纸币和铜板也要打折)≈ 一百三十七块银元左右。
她把这个数报了出来。末了,又补充一句:“我自己……还有一点零散铜元和角子,没算进去,大概……合七八块银元吧。”这是她最后的机动钱。
一百三十七块银元。
在1931年深秋的上海,对一个拉车为生的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笔惊人的、足以让弄堂里绝大多数人家眼红的“巨款”。这是陈家历经磨难、几乎榨干每一分力气才积累下来的“家底”。
然而,屋里没有一丝轻松的气氛。
陈大栓盯着那堆钱,眼神复杂。这里有他风里雨里、一个铜板一个铜板拉出来的血汗,有二丫熬夜写字换来的“脑力钱”,有妻子女儿节衣缩食抠出来的“活命钱”。可此刻,它们堆在一起,却显得那么……不确定。
“一百三十七块……”他喃喃重复,粗糙的手指无意识地划过一枚银元冰凉的边缘,“听起来不少。可要是搬进租界……”
话不用说完,大家都明白。
陈醒这几天跑下来,对租界的开销已经有了更具体的概念。法租界边缘,一间像样些、能住下一家五口(算上偶尔回来的大哥)的亭子间或前楼,月租至少十块银元起步,年付押金更是一笔。这还是相对便宜的。日常开销,米、煤、菜、油,样样比南市贵。自来水、电灯(如果有),都是额外支出。父亲若还想在租界拉车,少不了要给巡捕、包打听打点。大哥若回来,也要开支。还有,万一谁有个头疼脑热……
更重要的是父亲的心病——买车。
“一部像样点的、能跑得动的二手车,翻新好,至少要这个数。”陈大栓伸出三根手指,又弯下一根,“两百八到三百块。好点的,三百出头。”他声音发涩。有了自己的车,才不用交车行那吸血的“份子钱”,才算真正在车夫这行当里立住脚,收入才能稳定,才有余力应付租界更高的生活成本。
一百三十七块,距离一辆车,还差着一大半。距离搬入租界后能站稳脚跟、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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