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大多不识字，但接过传单，紧紧攥在手里，或用粗糙的手指小心地抚平褶皱，那姿态，像是在握住一种承诺，一种尊严。
码头区往日震耳欲聋的汽笛声、装卸货的号子声、机械的轰鸣声，今天诡异地沉寂了大半。只有少数非寇籍的船只还在作业，显得孤零零的。江面上，几艘漆着太阳旗的寇国商船和货轮，像丑陋的怪物，静静地停泊着，无人理睬。
罢工，不是简单的停工。它意味着这些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苦力，主动放弃了养家糊口的工钱，用最直接、最疼痛的方式，向侵略者，也向世人，宣告他们的愤怒和骨气。
陈醒站在人群外围，看着那些沉默而坚定的面孔，鼻尖一阵发酸。她想起了父亲。父亲也是靠力气吃饭的人。他能理解这种选择背后的重量吗？
她转身回家。弄堂里，气氛也变了。赵爷爷不再只是骂骂咧咧，而是开始小心翼翼地收集报纸上关于罢工、关于各地抗议的消息，剪下来，贴在一个旧本子上，逢人便神色凝重地念叨：“看看！看看！工人兄弟有骨气！这才是华夏人的样子！”
宁波阿婆的烟纸店，成了小小的“信息站”兼“表态处”。她在柜台上放了两个瓦罐，一个贴着“慰劳罢工工友”，一个贴着“支援东北军”。来买烟的熟客，或多或少，都会往里面扔几个铜板，甚至角子。阿婆不记账，只是每天傍晚，把罐子里的钱仔细清点，用红纸包好，托人送到相关的学生救国会或同乡会去。
“阿婆，侬不怕惹麻烦？”有邻居小声问。
阿婆眼皮一翻：“怕啥？我卖我的烟，客人自愿捐钱，天经地义！东洋人还能管到我弄堂里来？”她顿了顿，声音低下去，却更坚定，“再讲，招弟那事……我心里头一直堵着。这口气，总要出一点。”
连最精于算计、往日只关心柴米油盐的王嫂子，这几天也消停了不少。偶尔出门，看到弄堂里人们议论国事，脸上也会掠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后怕，也有一种被大潮裹挟、不得不正视的茫然。
最让陈醒感到变化的，是父亲陈大栓。
他不再只是闷头拉车，早出晚归。傍晚回来，有时会带回一些街头的见闻。
“……今朝在四马路，看到一群学生募捐，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拉了个老先生过去，没收车钱。”他说得轻描淡写，但陈醒看到，他说这话时，腰杆似乎挺直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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