昼送来的。”李秀珍指了指，又忍不住好奇，“这回……是多少？”
陈醒拿起信封，拆开，抽出里面那张印刷精良的汇款单。目光扫过数字，她嘴角微微弯了一下，平静地说：“三百块。”
“三……三百？！”李秀珍倒吸一口凉气，连在里间教训宝根的陈玲都探出头来。三百块银元！这抵得上丈夫辛苦拉车两年多的净收入了！
“嗯，是《孤岛浮生》第三篇的稿费。”陈醒将汇款单仔细折好，放进书包内层的夹袋里。她记得，第一篇发表时是1932年深秋，稿费二百二十块，在当时已是巨款，让全家过了个难得的肥年。第二篇是去年夏天发表的，二百块。加上零零散散的短篇、译文，还有早期积攒的，她那个只有自己知道藏在何处的小铁盒里，银元的确已超过了一千之数。这笔钱，她有大用，不能动。
李秀珍看着女儿的目光充满了骄傲，也有一丝难以言喻的陌生。这个女儿，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蹲在墙根卖火柴的瘦小丫头了。
陈醒笑了笑，没多说。她看了眼桌上的老式座钟：“姆妈，我出去一趟，兑了钱，顺便……去见见沈先生。”
听到“沈先生”，李秀珍神色一凛，点了点头：“早去早回，当心点。”
沈伯安先生是1932年冬天回上海的。回来的那天，是个阴冷的下午，他依旧穿着那身半旧的藏青色长衫，提着个小皮箱，敲开了陈家的门。样子没大变，只是人似乎清减了些，眉宇间那股子旧日文人常见的、忧愤激昂的“气”沉淀了下去，变成了一种更深沉、更内敛的静气。眼神依旧温和，却多了种洞悉世情的锐利和一种……近乎务实的坚定。陈醒几乎第一眼就感觉到，沈先生不同了。那种不同，并非仅仅是岁月的打磨，更像是一种脱胎换骨般的淬炼与皈依。她大概能猜到是因为什么，但她不问。沈先生也从不细说那几个月的经历，只是更频繁地关心她的学业、阅读和写作，引导她看更深刻的书，思考更复杂的问题，字里行间，总有一种殷切的、近乎托付的期望。
沈先生如今还在大学教书，业余时间似乎更忙了。他常约陈醒在法租界一家位置僻静、客人多是熟客的粤式茶馆见面。那里茶点精致，氛围安静，说话方便。
陈醒背着书包，怀里揣着那张三百元的汇款单，穿过渐渐热闹起来的街道。夕阳给法租界的梧桐树镀上了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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