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科长接过剧本，随意翻了两页，当看到“听障儿童”四个字时，眉头一下子皱了起来。
他把剧本往桌上一扔，烟灰正好落在封面的“无声”二字上，像给这两个字蒙了层灰。
“听障儿童？”他嗤笑一声，吐出个烟圈，“这题材也太偏门了。
我们审核的片子，要么是劳动模范事迹，要么是致富典型故事，都得有教育意义，符合主流宣传方向。
你这片子，既不宣传政策，又不鼓舞干劲，拍来干啥？”
林默赶紧上前一步，语气急切：“刘科长，这片子拍的是真实的听障儿童，叫乐乐。
他从出生就听不见，后来戴上助听器，第一次听到妈妈的声音哭成泪人；
为了学弹钢琴，手指磨出厚厚的茧子也不放弃。
这些孩子努力学习、追求梦想的样子特别打动人，能让更多人关注听障群体，这也是一种意义啊。”
“打动人有啥用？能当饭吃吗？”刘科长呷了口浓茶，茶渍在搪瓷杯壁上留下一圈褐色的印记，语气越发不耐烦，“我们要的是能在公社礼堂、大队晒谷场放的片子，是让农民看完浑身是劲，第二天就想着去种地、去搞生产的片子。
你这片子放完，人家哭得稀里哗啦，情绪低落，谁还有心思干活？”
他顿了顿，像是施舍般补充道：“不如你改改，把听障儿童改成贫下中农子弟，加些跟着政策搞养殖、种果树的情节。
比如写他家里穷，却靠着党的好政策，种大棚蔬菜发家致富，最后还带动全村人一起干。
这样改了才符合要求，审核也好通过。”
林默的心像被烧红的针扎了一样疼，密密麻麻的痛感顺着血管蔓延到四肢百骸。
他想起半年前第一次见到乐乐的场景，那孩子躲在妈妈身后，睁着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却对周围的声音毫无反应。
妈妈拿着摇铃在他耳边使劲摇，他只是茫然地看着，嘴角没有一点弧度。
当助听器第一次戴上，调试成功的那一刻，乐乐突然“哇”地一声哭出来，扑进妈妈怀里，用小手紧紧攥着妈妈的衣角，嘴里含糊地喊着“妈妈”，那声音不成调，却比任何音乐都动人。
他想起乐乐学弹钢琴的日子，小小的手指还没有琴键宽，按下去却格外用力。
为了弹准一个音，他要反复练习几十遍，手指尖磨出了血泡，破了又结成茧子，妈妈心疼得直掉泪，他却用手语比划着“我要弹《小星星》给妈妈听”。
这些镜头都浸着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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