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消息,让她慌了神——她和马致远的关系见不得光,这个孩子根本没法对外解释。
她想打掉孩子,偷偷去了县医院,可医生说“打胎伤身体,以后可能怀不上了”,她又害怕了。
她跟马致远说想打掉孩子,马致远却坚决不同意,拍着胸脯说“这是儿子,必须留下,我会想办法解决”。
他还说,等孩子生下来,就给她安排个办公室的正式岗位,让她“风风光光地做人”。
很快,马致远就想出了一个主意。
他从工厂弄了一个“临时工招工指标”,说是给“农村优秀青年”的机会,待遇和正式工差不多,还能慢慢转成正式工。
然后,他让她回望山屯,找一个“老实人”结婚,把孩子生下来,等风头过了,再想办法离婚。
这样一来,孩子就有了“合法”的身份,她也能继续跟着他,不用担惊受怕。
她当时已经被爱情和权力冲昏了头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她回到村里,在父亲的安排下,很快就和李建国“处对象”了。
李建国是村里的“文化人”,高中毕业,长得也精神,只是家里条件不好,父母早逝,跟着奶奶过活,一直没找到对象。
能娶到“城里姑娘”李红英,还能进工厂当临时工,他当时高兴坏了,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对她百依百顺,什么都听她的。
两人很快就结婚了。
李建国进了纺织厂,成了一名临时工,每天在车间里累死累活;
她则继续“养胎”,住在那个出租屋里,偶尔回村里看看,装作“贤惠媳妇”的样子。
那段时间,她一边享受着李建国的照顾——他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她,还给她买好吃的;
一边继续和马致远偷偷来往,接受着对方的“好处”。
她心里还暗暗嘲笑李建国“老实”“好骗”,觉得这个男人就是她的“垫脚石”,等她站稳了脚跟,就一脚把他踹开。
她以为,这件事会一直瞒着,她会一直过着这样的“好日子”。
可她没想到,李建国并不是真的“老实”。
他进了工厂后,渐渐发现了不对劲——她花钱大手大脚,身上的衣服、鞋子都是他买不起的;
她很少回宿舍,总是说“住在亲戚家”,可他去问过,根本没有什么“亲戚”;
还有,马致远对他总是“格外关照”,经常让他加班,却从不给他评奖,眼神里还带着几分轻蔑。
李建国心里起了疑心。
他没有声张,只是默默地观察着。
他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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