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消息，让她慌了神——她和马致远的关系见不得光，这个孩子根本没法对外解释。
她想打掉孩子，偷偷去了县医院，可医生说“打胎伤身体，以后可能怀不上了”，她又害怕了。
她跟马致远说想打掉孩子，马致远却坚决不同意，拍着胸脯说“这是儿子，必须留下，我会想办法解决”。
他还说，等孩子生下来，就给她安排个办公室的正式岗位，让她“风风光光地做人”。
很快，马致远就想出了一个主意。
他从工厂弄了一个“临时工招工指标”，说是给“农村优秀青年”的机会，待遇和正式工差不多，还能慢慢转成正式工。
然后，他让她回望山屯，找一个“老实人”结婚，把孩子生下来，等风头过了，再想办法离婚。
这样一来，孩子就有了“合法”的身份，她也能继续跟着他，不用担惊受怕。
她当时已经被爱情和权力冲昏了头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她回到村里，在父亲的安排下，很快就和李建国“处对象”了。
李建国是村里的“文化人”，高中毕业，长得也精神，只是家里条件不好，父母早逝，跟着奶奶过活，一直没找到对象。
能娶到“城里姑娘”李红英，还能进工厂当临时工，他当时高兴坏了，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对她百依百顺，什么都听她的。
两人很快就结婚了。
李建国进了纺织厂，成了一名临时工，每天在车间里累死累活；
她则继续“养胎”，住在那个出租屋里，偶尔回村里看看，装作“贤惠媳妇”的样子。
那段时间，她一边享受着李建国的照顾——他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她，还给她买好吃的；
一边继续和马致远偷偷来往，接受着对方的“好处”。
她心里还暗暗嘲笑李建国“老实”“好骗”，觉得这个男人就是她的“垫脚石”，等她站稳了脚跟，就一脚把他踹开。
她以为，这件事会一直瞒着，她会一直过着这样的“好日子”。
可她没想到，李建国并不是真的“老实”。
他进了工厂后，渐渐发现了不对劲——她花钱大手大脚，身上的衣服、鞋子都是他买不起的；
她很少回宿舍，总是说“住在亲戚家”，可他去问过，根本没有什么“亲戚”；
还有，马致远对他总是“格外关照”，经常让他加班，却从不给他评奖，眼神里还带着几分轻蔑。
李建国心里起了疑心。
他没有声张，只是默默地观察着。
他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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