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真实账目，他要是真亏了，亏多少？
第二，联络其他受影响工厂的工会，要行动一起行动。
第三，准备谈判底线：
缩短工时可以商量，但工资不能降，裁员绝对不行！如果谈不拢……同志们，我们的自卫队在训练，北方的兄弟工会也会支援。
资本家最怕的不是我们的口号，是我们团结起来后，他们再也无法为所欲为的力量！”
掌声雷动。
斯诺快速记录着。这与他参加过的任何政治集会都不同：
它扎根于最具体的生存威胁，提供的是基于阶级分析的现实应对方案，并将德国模式作为可参照的、成功的范例。
工人们眼中不是盲目的狂热，而是一种认清现实后的坚定和有条不紊的准备。
第二天，他参观了第十八区一所由旧教堂改造的红色夜校。
这里灯火通明，挤满了不同年龄的工人。教室分门别类：
有的在扫盲，教师是戴着眼镜、态度耐心的年轻女工；
有的在学习基础数学和机械制图；
最大的一间教室里，一位同志在讲解如何看懂工厂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工人们不能只听老板和工头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位同志强调，
“我们要自己学会看账本！知道什么是成本，什么是利润，哪些开销是合理的，哪些是老板在搞鬼。
德国工厂委员会能有效监督，就是因为工人们自己懂行！知识就是力量，在车间里也一样！”
斯诺注意到，很多工人的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的，写得无比认真。
这是一种对“自我赋能”的渴望，不仅仅是学习技能，更是学习如何夺回对工作场所的控制权。
斯诺还被允许旁观了圣丹尼区一个街道合作社的月度议事会。
这个合作社管理着附近几个街区的食品配给、儿童照看和简易维修服务。
委员里有家庭主妇、年轻学徒、退休邮差。他们讨论的问题琐碎而具体：
面包配额是否应该根据家庭儿童数量微调？
收集到的废旧木料如何处理？
邻里间的纠纷如何调解？
争论有时很激烈，但每项决定，无论大小，最终都通过举手投票决定。
“这就是直接的工人民主，斯诺先生。”
陪同的安德烈难得地主动低声解释，
“也许慢，也许吵，但每个人都在学习负责，学习管理自己的生活共同体。
这比任何来自上面的命令都更能培养工人群体真正的主人翁意识。”
文化宣传也无处不在。
在街道的墙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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