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的制约。”
“第二，与台尔曼同志的内务部如何协同方面还需要和台尔曼同志细谈。
部门之间的界限必须清晰。
我的建议是，用成文法规来具体明确：
我们查制度漏洞、官僚怠政、计划执行中的政治偏差；他们查叛国、间谍、严重刑事犯罪及我们移交的腐败实证。
建立定期的情报交换和联合评估机制，但行动各自独立，最终在您这里汇总决策。”
“第三，工作方法上的问题。
我设想，新部门至少一半的人力和时间，应该扎根在基层生产单位和大项目建设一线。
不去听厂长汇报，而是去和工人一起吃饭，听工人同志们发发牢骚，看安全规程是不是真贴在墙上、用在手上。
监察报告不仅要列问题，更要附上可行的改进建议和基层的智慧。我们的目标不是处罚多少人，而是帮助建立更健康、更能抵抗官僚病毒的工作机制。”
施密特说完，深深吸了口烟，看向韦格纳，等待着他的反应。
烟雾在韦格纳的面前盘旋，让他的表情有些模糊。
等施密特说完，韦格纳将烟头摁灭，
“约翰，你想的正是我所所虑的。”
韦格纳站起身，在沙发前踱了两步，语气加重：
“制约问题， 你的想法很好。
新部门对人民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双重负责，重要案件和年度报告必须公开向委员会报告。
我的设想是可以设立一个由工农兵代表、技术专家和法学家组成的‘监察监督委员会’，有权质询你们的工作。
此外，你们的核心干部名单和重大行动纲要，内务部的同志在保密框架下也有知情权，这是一种无形的制衡。
我们要的监督，本身就在监督之下。”
“与内务部分工 就按你说的，具体界限，你和台尔曼在一周内拿出细则草案，报我批准。
我给你们的原则是：证据确凿涉及犯罪的，你移交他；他侦查中发现制度漏洞或政治倾向问题的，线索转给你。
你们两人每周向我做一次简短联合汇报。”
韦格纳停下脚步，转身直视施密特：
“最后，也是我最看重的一点——工作导向问题。
我们的监察，绝不能变成官僚体系内部的公文旅行和权力游戏。
我要你立个规矩：
新部门的干部，晋升前必须有累计一年以上的基层蹲点调研经历。
你们的调查报告，必须有至少三分之一的内容来自与普通工人、农民、技术员的直接访谈记录。
要鼓励下面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