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口，忽然回过头来，声音颤颤的：“同志，我家男人不知道我来这说什么，你们别告诉他，行吗？”
女同志点点头。
张家媳妇走了。
第三个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姓马，刚进厂两年。他在条凳上坐下，手不知道往哪儿放，在膝盖上搓来搓去。
“捐款的事知道吗？”
“知道。”年轻人点头，“我刚进厂那年就知道了。”
“捐过没有？”
“捐过。”他说，“第一回捐了一块，傻柱嫌少，堵着我让我补。我补了一块，还是嫌少。最后补到三块，才算了。”
他顿了顿，又说：“后来每月都三块。我工资十八块，房租一块五，吃饭省着吃也得十块，三块全捐了。剩两块五毛，买肥皂牙膏都不够。”
“你没想过不捐？”
年轻人苦笑了一下：“想过，隔壁老王试过。他第二个月就没捐，第三个月就被调到翻砂车间去了。那活儿又脏又累，还伤肺。他干了半年，人就病了，后来把工位卖了，回老家种地去了。”
“卖工位？”
“卖了三百块。”年轻人说，“他走的时候跟我说，兄弟，能忍就忍着，忍不了就走，别像我似的，把命搭上。”
问话的人沉默了一会儿。
年轻人又开口了，声音低下去：“我听说，前几年搬走了好几家。有回老家的，有去别处投奔亲戚的。都是实在熬不下去的。”
“他们去哪儿了知道吗？”
年轻人摇头：“不知道，走了就走了，没人问。”
问话的人在本子上记完，抬起头：“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年轻人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忽然回过头来，声音压得低低的：
“同志，钟建华的事。”
问话的人看着他。
年轻人说：“他比我们惨。傻柱专打他，每回捐款都让他捐大头。有一回我在院里看见，傻柱一巴掌扇得他转了个圈，他捂着嘴，血从指头缝里流出来，一声没吭。”
他顿了顿：“我不知道他这回跑哪里去了，但我知道，他是实在活不下去了。”
说完他走了。
天已经大亮了。
院子里阳光照进来，落在八仙桌上，落在地上。可那些坐在桌子后头的人，没有一个觉得暖和。
桌上的本子越堆越厚。
一张张纸上，密密麻麻记着人名、钱数、日子、事儿。
记着谁被打过，谁被骂过，谁被调过岗，谁被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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