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儒说大儒的，百姓说百姓的。
除了 “大复仇”，“华夷之辩”也受到了百姓们的追捧。但此时的华夷之辩，不再单纯以血统论，而是以 “衣冠礼义” 为文明标识。
以此学说为根基，南洋所有的土人，都被打上了 “蛮夷” 的标签。
“蛮夷畏威而不怀德。”
“宋人不必对他们讲什么道义。”
“不论是俘虏他们做奴隶，还是给他们的女人注入华夏基因，都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接受王化，从蛮夷的行列走出，成为文明人。”
这种近乎强盗逻辑的理论，在民间却颇有市场。渐渐的，民间的思潮也开始影响到朝廷，激进派的声音逐渐变大，甚至有人叫嚣：“让元军过来，非要生擒忽必烈不可！”
对于这样的言论，文天祥为首的保守派始终保持克制。他们深知，东宋虽强，但与庞大的元朝相比，实力仍有差距。因此，朝廷的策略是：对待南洋小国激进，对待元军保守。
而扫盲的初步效果，也在这一年体现了出来。虽然目前的教育内容还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但只要百姓识字，便能迅速接受新的知识。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工匠的数量都得到了提升。更有一些心思活络的人，从犄角旮旯里找出了些杂书，如《数书九章》《详解九章算法》《杨辉算法》《梦溪笔谈》等。他们凭借着兴趣，开始钻研数学、天文、地理、格物等杂学。
虽然这仍不是社会的主流，但比起南宋时期视科技为 “奇技淫巧” 的氛围，已经有了天壤之别。
而在遥远的北方，元廷内部，一场巨大的动乱正在酝酿。
这一年，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设置了东京等处行中书省，这一举措极大地损害了蒙古贵族在地方的既得利益。
于是，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的后裔、塔察儿之孙 ——乃颜，发动了叛乱。乃颜所继承的分地以今呼伦贝尔地区为中心，控制着辽东的大部分地区。
忽必烈闻讯后，大怒，亲自统率蒙汉两路军队，由上都出发，征讨乃颜。
元朝的注意力，被牢牢钉在了北方的草原上，根本无力再顾及海洋。
这，对于东宋来说，无疑是一个休养生息、积蓄力量的绝佳窗口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