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哲此言，既是提醒，亦是委婉划清界限。
他身为李隆之后，地位超然，便是当年被赵元僖抓入大牢，也不敢将其轻易处死。
故而即便新政有失，对他而言亦无大碍。
可王安世不同，他家中先前最高的官职，不过是他的父亲：一位淳化朝提拔的县令，且至今未有晋升。
如今能够骤登高位，全凭帝心与自身锐气。
可他如今早已得罪满朝勋贵与旧党，一旦皇帝心意转移，失了庇护。
群起而攻之下，处境堪忧。
然而，王安世闻言，只是眉头微锁，眼中锐气未减分毫。
他谢过李明哲好意，却没有听从他的劝诫。
在他看来，变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岂能因一时挫折便畏首畏尾？
随后的几年，王安世权柄日重，俨然朝中新党领袖，大批年轻官员聚集旗下。
但反对之声亦日益高涨，其中既有来自旧党的批判，又有新党内部成员的分裂与反思。
同年进士中，才华横溢的苏式、苏哲兄弟，以及曾龚等人，便公开以诗文讽谏新政过于激进、扰民甚深。
苏式写下《山村五绝》，直指青苗、盐法之弊。
其弟苏哲亦撰《诗病五事》，批评变法失之操切。
就连当初的重要臂膀程浩，也因不满某些举措过激引发的剧烈动荡，与王安世渐生龃龉，最终被贬离洛阳，任一处偏远县的主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