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丘的话中带着神念，解释了他为何会有这样的谏言。确立嫡长继承制，不仅是为了确立名正言顺的标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保证世系传承明确有序，可稳固天下民心。
在现实的情况下，它有效、合理、简单实用，不仅能解决某种已堆积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近乎无法解决的纷争，也更符合人性。它也不仅只是帝位传承制度。
禅让之制，其实来源于原始部族中选举首领时的共推之制。比如推选一位最强壮、对附近地形最熟悉、最擅长找到食物、最能组织与保护大家的人为首领，这是很正常的做法。而且当时部族中有价值物资都是公有的，并无父子传承制度。
共推制实用的前提，就是这个部族的规模不能太大，所有人彼此之间都很熟悉、事实上的发言权没有差别，才能有效地推举出符合标准的首领。假如部族的规模稍大一点，哪怕只是超出几个村寨的范围，那么共推的结果反应的就不仅是个人之间的比较了，而是各股势力之间的抗衡与妥协。
太昊整合中原各部，被推选为联盟之主，在此基础上而有中华之国。太昊为天子、传承青帝世系。
实际上从太昊留下青帝世系传承时起，天子传承就已经脱离了原始部族中的共推，禅让只是一种形式，表面上还遵从了共推的原则，绝大多数时候就是父子传承，只是以共推的名义。这与世事的变迁有关，首先是私产的出现，伴随着财富、名望、社会地位的积累与传承。
以父系为主的家族单位出现在部族中，家族财富的传承就是父传子的。有些东西比如财货可以分成很多份、传给很多个儿子，但有些无形的东西是无法分割的，比如说家主只能有一位、宗族的族长也只能有一位。
社会的变化导致了社会意识的改变，不能说它不合理，因为总要有一个传承的办法，而除此之外却是没有更合理的办法。夏启为天子后，废禅让制、立嫡长继承制，为何天下众君拥护？因为各部君首自身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也意识到必须要解决传承有序的问题。
尧、舜、禹同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他们并不是三个时代的人，禹治水功成时，尧仍在世、居于平阳城中。在尧为天子的晚年，中华隐患丛生，又遭遇了那一场大洪水，可以说到了内忧外患的顶点，差一点就分崩离析。
假如不是有重华和大禹力挽狂澜，帝尧在后世的评价中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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