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日的早晨，东京的空气中多了一种黏腻的质感。像无数细小的孢子悬浮在阳光里，看不见，但呼吸时能感觉到喉咙深处轻微的刺痒。
灰原哀站在阿笠博士家的屋顶，手里举着高倍望远镜。她的目标不是星空，而是三条街外的米花中央医院。从清晨六点开始，医院急诊科的门口就排起了不寻常的长队——不是周末体检的那种悠闲队伍，而是一种紧绷的、焦躁的队伍。人们裹着外套，即使天气并不冷；有人咳嗽，有人扶着额头，有人蹲在地上干呕。
她调整焦距，放大医院入口上方的电子公告屏。平时那里滚动着“今日专家门诊安排”和“健康小贴士”，但现在显示的是：
“近期流感样症状高发，请发热患者至3号窗口预检分诊。保护伞医疗支援队已进驻，提供专业诊疗服务。”
保护伞的医疗队。那些穿着白色防护服、动作整齐划一的人影，在医院门口快速搭建着临时帐篷。他们效率极高：十分钟完成帐篷架设，五分钟安装好简易诊台，三分钟布置完标识牌——“疫苗反应咨询处”。
“疫苗反应。”灰原哀低声重复这个词。她看到第一个走向帐篷的中年男人，脸色潮红，走路有点晃。一个保护伞工作人员迎上去，快速测量体温，询问几句，然后在平板电脑上记录什么。接着，男人被引导进帐篷。
她没有看到男人出来。
不是消失了，是被带往医院侧面的一个特殊通道——那里有另一群保护伞人员把守，通道口拉着警戒线，上面写着：“临时隔离观察区，非工作人员禁止入内”。
望远镜继续移动。医院住院部三楼，一整层楼的窗户都拉着厚厚的窗帘，但偶尔有缝隙——她看到里面不是普通病房，而是一个个透明的隔离隔间。隔间里有床，有人躺在上面，身上连着监护仪。每个隔间门口都有电子标签，虽然看不清具体内容，但格式统一：一个编号，一个时间。
“07:32，患者编号T-1147，体温38.9℃，心率122，血氧96%……”
灰原哀的手微微发抖。她不是害怕，是愤怒——那种知道真相却无法阻止的、冰冷的愤怒。这些被标记为“流感”的人，正在被系统性地分类、隔离、观察。不是治疗，是观察。像实验室里的小白鼠，等待记录数据，等待……下一步。
她放下望远镜，回到地下室。电脑屏幕上，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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