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康元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钦天监择定的吉日。
白幡未撤的乾元殿前庄严肃穆，太子周承璟身着十二章纹衮服，于先帝灵前告祭天地祖宗，从安阳长公主手中接过传国玉玺，正式登基为帝，改元“承乾”，意在承续先帝遗志，开创干顺盛世。
新帝登基，依循祖制大赦天下，减免赋税。
可是朝堂之上看似众臣拜服，山呼万岁，但那平静的水面之下，实则暗流已然开始涌动。
首当其冲的，便是以户部尚书曹启年、新任兵部尚书宋韬为代表的一批老臣。
他们主张“恩自上出，威亦自上出”，认为新帝初立当以稳固朝纲和安抚旧臣为先，对靖边军等此番立下大功的新贵不宜封赏过厚，以免滋生骄矜，不利世家平衡。
而以礼部侍郎冯斯以及刚擢升为正四品通政使司右参议的沈鹤征为代表的一派，则支持厚赏有功将士。
冯斯甚至在朝会上直言：“若无靖边儿郎以命相搏，社稷几倾。若功不厚赏，寒的不仅是将士之心，更是天下忠勇之士的报国热忱。平衡朝局固然重要，然赏罚不明，何以立威？何以安边？”
双方在朝堂上虽没有激烈争锋，但暗地里的角力已然开始。
新帝高坐龙椅，将这一切尽收眼底，心中自有计较。
登基大典后的第三日，新帝果断力排众议，下旨犒赏三军。
其中，对靖边军的赏赐尤为丰厚。
阵亡将士抚恤加倍，幸存者论功行赏，提拔了一批中下级军官，并赐予大量金银布帛。
更令人瞩目的是，新帝甚至亲自登上永定门城楼，为即将返回北地驻防的靖边军主力将士送行。
那日天气晴好，永定门外旌旗招展，铠甲鲜明的靖边军列队整齐，肃杀之气扑面而来。
新帝一身正服，立于城楼之上，清亮坚定的声音通过侍从官响遍三军——
“……尔等忠勇无双，浴血护驾，功在社稷！今日一别，望尔等守土安边，再建新功！”
万千将士山呼“万岁”，气势恢宏，声震云霄。
只是，这一幕落在有心人眼中，自然便引起了诸多暗涌猜忌。
翌日，龙案上的奏折果然比平日堆得更高了些。
每一封都言辞恳切，引经据典，内容也都大同小异。
什么“陛下初登大宝，当以宽仁示天下”，什么“恩泽不宜过偏，恐失中庸之道”，什么“厚赏军功固可激励士气，然亦需顾念老臣之心，维系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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