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九年三月中旬。
距离政务院正式成立，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月。
这两个月里，旧的衙门被裁撤，新的部门在组建，官员的调动和任命，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而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份文件。
《大唐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
这份由政务院总理大臣，豫王李越，亲手草拟，再由房玄龄，长孙无忌等政务院核心成员呕心沥血补充完善的纲领性文件，一经《大唐日报》刊登，便在整个官场乃至民间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这是一种大唐人民从未见过的施政方式。
它不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零散政令，而是对未来五年，整个国家的发展，做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规划。
起初，当京城里有见识的读书人，从报纸上看到这份计划纲要的时候，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觉得天方夜谭。
“五年之内，于全国各县，皆设官学，使寒门子弟，亦有向学之路？”
“五年之内，于全国各道，兴建医馆百所，培养医者三千人？”
“五年之内，使大唐粮食总产量，增三成？”
这听起来就喝了不少。
尤其是粮食增产三成，在那些懂些农事的官员和地主看来，更是痴人说梦。
自古以来，粮食产量，靠天吃饭，何曾听说过能靠人力在短短五年内，提升如此之多？
然而，随着《大唐日报》在接下来几天里，连续刊登对“五年计划”的详细解读，这种质疑的声音，开始迅速消退。
因为报纸上，明明白白地画出了那些新式农具的图样。
曲辕犁，龙骨水车，播种耧车。
每一样，都配上了详细的尺寸和使用说明。
这些农具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对原有农具的系统性改良和总结。
曲辕犁的出现，让耕地变得更加省力高效，尤其适合南方的水田和北方的山地。
而龙骨水车和耧车，则分别解决了灌溉和播种的效率问题。
这三者的结合，本身就是一次农业生产工具的革命。
紧接着，报纸又刊登了由司农寺和科学院农业研究所联合署名的文章。
《论科学种植与土法肥料之效用》。
文章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如何进行农田的深耕，轮作，以及如何利用人畜粪便，草木灰，河泥，来堆积发酵，制作成高效的农家肥。
当那些真正懂行的老农和地主，看到报纸上这些详尽到堪称“手把手”教学的内容时，也沉默了。
之前的嘲笑和质疑，全都变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震撼。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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