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充满了不解和一丝不舍，“这是延安直接下的命令。师长他们也只是奉命行事。”
她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
“跟你一起走的还有白琳同志。”
同一时间。
在根据地总医院那间同样是简陋的用祠堂改造的病房里。
白琳也接到了同样的一纸调令。
她刚刚完成了一台长达六个小时的复杂的手术。
为一个在反扫荡中被炸断了半条腿的团长成功地保住了他的膝盖。
正摘下那副沾满了血污的口罩，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
当她看到那张调令时。
她那双蓝宝石般的眼睛里，也闪过了一丝巨大的困惑。
她也想不明白。
自己一个俄国人，一个在政治成分上，甚至都还有待审查的“国际友人”。
为什么会被调到那个全华夏，所有红色革命者都为之向往的圣地？
“或许，”给她送调令的医院政委，一个同样是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沉吟了片刻说出了自己的猜测，“是因为你翻译的那些西医的资料？我听说延安那边医疗条件，比咱们这里还艰苦。中央可能是看中了你的专业能力。”
白琳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将那张决定了她命运的调令，折好放进了口袋里。
她的心里却不像林晚那样只有困惑。
还有一丝极其复杂的连她自己，都说不清道明的情绪。
那里面有期待有不安也有一丝莫名的预感。
而第三份也是最令人费解的调令。
则送到了敌后武工总队总队长韦珍的手里。
这份调令与其说是“调令”。
不如说是一份措辞严厉的“处分决定”。
“……查：敌后武工总队总队长，韦珍同志在近期反治安战行动中，无视我党我军《优待俘虏》之政策，多次擅自处决日伪军战俘，手段残忍影响恶劣……”
“经师部及军区党委研究决定，兹免去韦珍同志敌后武工总队总队长一职。并将其调离一线战斗岗位前往后方进行为期半年的思想整训！”
这份半公开的处分决定，在整个根据地都掀起了轩然大波。
所有的人都为韦珍这个战功赫赫的女英雄感到不平和惋惜。
尤其是那些同样是从国军部队过来的老兵。
他们更是私底下议论纷纷。
“杀几个俘虏算个逑事？”
“就是！那些小鬼子和二鬼子，哪个手上没沾满咱们中国人的血？杀了他们是为民除害！还处分？俺看不懂！”
“……唉，我们就是规矩多。太‘仁义’了。对敌人仁义就是对自己残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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