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毛坐在旁边，赶紧递上钢笔和纸。
“王老师，您觉得哪里需要改，您尽管说，我听您的。”
王老师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
“不用改，我给你加几句台词，更接地气，比如村民说‘万一赔了咋办’，杏花可以说‘赔了我先担着，我是合作社的带头人’，这样更像农村姑娘说的话。”
老摄影师刘铁生是陈敬之托省电影厂的老朋友找的。
刘师傅五十八岁，皮肤黝黑，是常年在外面拍片子晒的，左手食指少了一截，是当年拍煤矿时被落石砸的。
他在国营电影厂干了三十年，拍过《煤矿工人》《田野上的希望》等纪录片，对光影的把控特别到位。
他来公司那天，背着个旧相机，是苏联产的“基辅”，黑色的，相机上有个小划痕，是当年拍井下场景时被矿灯蹭的，还带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胶卷和镜头布。
“我在电影厂待够了，”他跟李向南坐在一楼的木桌旁，桌上放着杯热茶。
“每天拍些歌功颂德的片子，领导说拍啥就拍啥，没劲儿。”
你这公司小，反而能放开拍，想拍啥拍啥，不用看领导脸色。”
他从帆布包里拿出几张老照片，是当年拍煤矿工人的，照片上的矿工穿着沾满煤尘的工作服，在井下吃饭，馒头沾着煤渣，却吃得很香，照片边缘都卷了，是经常翻看的缘故。
“这些人才该被记住，他们的故事，比武侠片真实多了。”
陈敬之还招了几个年轻学生。
学表演的林晓，刚从省艺术学院毕业，二十岁，梳着齐耳短发，眼睛很亮，像浸在水里的黑葡萄，试镜的时候，演杏花劝村民那段哭戏，眼泪掉得很自然，不是挤的，而是从眼眶里慢慢涌出来，声音带着点哽咽，却很坚定，张大毛当时就说“就是她了”。
学剪辑的赵磊，二十三岁，是刘铁生的徒弟，父亲是电影厂的老剪辑师，他从小就跟着摆弄剪辑机，会用老式的手动剪辑机，来公司的时候，带了个旧工具箱，里面装着剪刀、胶水和放大镜，他说“剪辑机就像我的朋友，得好好伺候”。
学美术的孙婷，二十二岁，家在农村，对农村的场景很熟悉，能画场景图，《高粱》里的高粱地，就是她画的草图，绿油油的高粱秆，上面结着饱满的高粱穗，还有几只蝴蝶停在上面，颜色用的是彩色铅笔，看着就有生命力，她还在旁边写了注释。
“高粱地要种在坡上，这样阳光能照到，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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