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毛坐在旁边,赶紧递上钢笔和纸。
“王老师,您觉得哪里需要改,您尽管说,我听您的。”
王老师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
“不用改,我给你加几句台词,更接地气,比如村民说‘万一赔了咋办’,杏花可以说‘赔了我先担着,我是合作社的带头人’,这样更像农村姑娘说的话。”
老摄影师刘铁生是陈敬之托省电影厂的老朋友找的。
刘师傅五十八岁,皮肤黝黑,是常年在外面拍片子晒的,左手食指少了一截,是当年拍煤矿时被落石砸的。
他在国营电影厂干了三十年,拍过《煤矿工人》《田野上的希望》等纪录片,对光影的把控特别到位。
他来公司那天,背着个旧相机,是苏联产的“基辅”,黑色的,相机上有个小划痕,是当年拍井下场景时被矿灯蹭的,还带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胶卷和镜头布。
“我在电影厂待够了,”他跟李向南坐在一楼的木桌旁,桌上放着杯热茶。
“每天拍些歌功颂德的片子,领导说拍啥就拍啥,没劲儿。”
你这公司小,反而能放开拍,想拍啥拍啥,不用看领导脸色。”
他从帆布包里拿出几张老照片,是当年拍煤矿工人的,照片上的矿工穿着沾满煤尘的工作服,在井下吃饭,馒头沾着煤渣,却吃得很香,照片边缘都卷了,是经常翻看的缘故。
“这些人才该被记住,他们的故事,比武侠片真实多了。”
陈敬之还招了几个年轻学生。
学表演的林晓,刚从省艺术学院毕业,二十岁,梳着齐耳短发,眼睛很亮,像浸在水里的黑葡萄,试镜的时候,演杏花劝村民那段哭戏,眼泪掉得很自然,不是挤的,而是从眼眶里慢慢涌出来,声音带着点哽咽,却很坚定,张大毛当时就说“就是她了”。
学剪辑的赵磊,二十三岁,是刘铁生的徒弟,父亲是电影厂的老剪辑师,他从小就跟着摆弄剪辑机,会用老式的手动剪辑机,来公司的时候,带了个旧工具箱,里面装着剪刀、胶水和放大镜,他说“剪辑机就像我的朋友,得好好伺候”。
学美术的孙婷,二十二岁,家在农村,对农村的场景很熟悉,能画场景图,《高粱》里的高粱地,就是她画的草图,绿油油的高粱秆,上面结着饱满的高粱穗,还有几只蝴蝶停在上面,颜色用的是彩色铅笔,看着就有生命力,她还在旁边写了注释。
“高粱地要种在坡上,这样阳光能照到,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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