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谋更是直接提出“逼光头下台，拥护李将军主持全国军政”的构想。这些秘密联络如同一张张无形的网，悄然缠绕在委员长的权柄之上，让他的统治岌岌可危。
“委员长，滇军、粤军近期与济南往来频繁，桂系在南宁召开军事会议，恐怕……”戴笠小心翼翼地汇报，语气中带着难掩的担忧。委员长沉默不语，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心中一片冰凉。他清楚，这些军阀向来“趋利避害”，如今自己失了东北的战功加持，又困于江南的困境，他们自然会另寻靠山。而李辰手握60万精锐大军，掌控山东、东北两大工业基地，还有先进的武器装备与雄厚的经济实力，无疑是最有力的“新主”人选。
江南战场的“诡异安静期”，更是让委员长的困境雪上加霜。自东北战役爆发以来，日军在江南的部队与中央军形成了默契般的对峙——既不主动进攻，也不后撤，双方隔着战线相互观望，陷入了“你不打我，我不打你”的僵局。但这种“安静”，对委员长而言却是致命的。
日军深知李辰的威胁远大于国府，如今将主力集中在朝鲜与东北边境，无力在江南发动大规模攻势；而委员长则一心想保存中央军实力，不愿与日军硬拼，生怕损耗兵力后，更无力抗衡李辰。于是，这场“默契对峙”让江南沦为了日军的“提款机”：日军在占领区疯狂搜刮财富，抢夺粮食、棉花、矿产等战略物资，甚至强征民众修建防御工事，江南民众苦不堪言，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
“委员长，江南的税已经三个月未能上缴，上海、南京的商会偷偷派人来联名请愿，要求军队驱逐日军，可……”财政部长孔祥西的汇报，戳中了委员长的痛处。
江南历来是国府的“钱袋子”，上海的关税、南京的厘金、苏杭的丝绸茶叶贸易，支撑着国府的财政运转。如今江南被日军搜刮一空，财政收入锐减，中央军的军饷、弹药补给都成了难题，甚至连重庆官邸的日常开支都开始捉襟见肘。
没钱、没粮、没战功，让中央军的士气一落千丈。士兵们看着报纸上李辰联军的胜利捷报，再对比自己在江南“不战不和”的窘境，怨气日益滋生；基层军官们看不到晋升希望，纷纷私下抱怨；就连委员长的一些亲信与核心支持者，也开始动摇。
陈成、顾祝童等高级将领私下商议：“如今李辰势不可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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