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帮我把各营的粮草清点册再核对一遍，常茂那边奇袭，粮草接济不能出半点差错。”
“是！”两人齐声应道，先前的懈怠一扫而空，拿起案上的册子仔细核对起来。
帐外的风依旧刮着，李骜望着地图上庆州的位置，眼神凝重。
他知道，越是这种时候，越要谨小慎微，不仅要防着敌人，更要防着自己人出乱子。
军心不能散，军纪不能乱，更不能出任何纰漏，给某些人在背后捅刀子的机会，这才是打赢这场仗的根本。
最简单的例子，李骜要是这时候去了燕王府，与燕王朱棣私下会面，一旦被李善长那老狐狸得知，以他惯于揣摩上意、精于构陷排挤的性子，必然会抓住这点大做文章。
他不会管会面内容是私交还是军务，只会在奏折里刻意强调“主帅与藩王暗通款曲”、“军前私会，恐有勾连”，字字句句都往“结党营私”、“意图不轨”上引，甚至可能添油加醋，编造出“密商军务、罔顾圣命”之类的罪名，将一桩小事渲染成动摇国本的隐患。
到时候闹到了老朱陛下面前，这位皇帝陛下的心思更是难测。
老朱一生最忌藩王与朝臣、将领私交过密，尤其在大军出征的敏感时期，任何私下往来都可能触动他对“兵权旁落”、“藩王坐大”的警惕。
即便他信任李骜的忠诚，也难免会心生疑虑——为何偏偏在北伐关键时私会燕王？
是军中事务需要藩王干涉，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盘算？
一旦疑虑生根，即便不立刻降罪，也会对李骜的信任打折扣，甚至可能派锦衣卫暗中查探，掣肘前线军务。
届时别说专心打仗，能否保住帅位都未可知。这种因小节授人以柄、干扰全局的事，李骜绝不会做。
至于那些姻亲往来、私情交际，等北伐功成之后，有的是时间料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