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分诊区，担架还在不断抬入。
之前制定的分级方案，在如此绝对的数量和伤情压力下，迅速演变为最原始的生命力筛选。
很多时候，选择不再是基于最优医疗原则，而是基于“还有没有一口气”、“还有没有一张空床”。
玛丽护士长看了看排队的伤员名单，闭了闭眼，对下一个准备送进去的伤员低声道：“忍一忍，没有麻药了，咱们直接来。”
伤员模糊地呻吟了一声，满目求生的渴望。
后半夜，人手短缺到了极限。
更多的住院医在极度压力下，咬着牙，撑着发红的眼睛，抗住原有的权限和能力边界，走向那些被标识为“紧急但非危重”的伤员，进行着他们职业生涯中，从未想过能主刀的手术。
判断在生死压力下被一次次锤炼，或对，或错，代价都是生命。
但在几位资深护士的穿插巡视和关键指点下，大多数手术竟然跌跌撞撞地完成了核心的救命步骤——止血、解除窒息、控制污染。
一具具尸体被抬到后院，用草席匆匆覆盖，很快又会有新的伤员填满他们刚刚空出的位置。
墙壁上的时钟指针，缓缓爬向凌晨。
凌晨四点过后，混乱的潮水似乎达到了顶峰。伤员涌入的势头渐渐缓和下来。
不是没有伤员了，而是在最后关头，还能在日军追击的火网、和租界关闭通道的缝隙中，挣扎进这最后的“孤岛”的…似乎就这么多了。
更多的，倒在了途中，或留在了正在易手的街区。
分诊区不再有新的担架涌入。走廊里，伤员的呻吟也变得微弱断续。
天边终于泛起一种浑浊的、介于灰与蓝之间的颜色。
凌晨六点，广慈医院终于从极致的喧嚣，陷入了相对的安静。秩序在缓慢地、艰难地重建。
但收尾工作远未结束。还有几十个伤员需要二次清创、骨折复位内固定、或是处理并发症。
手术室和处置室的灯，在接下来数小时内依然不会熄灭。
医护们走路都打着晃，眼神空洞到近乎麻木，只能轮换着靠在椅子上休息十分钟，很快又被叫醒。
玛丽护士长的声音早已嘶哑，但她依旧挺直背脊，带着几名眼眶通红的护士，开始巡查各个区域。
重新将那些在最初混乱中被暂时搁置、但伤情有恶化迹象的伤员排序，送进刚刚空出来的手术室或处置室。药品和敷料重新清盘登记，哪怕所剩无几。
杜兰德主任没有离开手术区。他亲自坐镇，快速巡查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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