矣！”立刻有官员出列反驳，“国难当头，岂能斤斤计较于银钱？当此之时，正应上下同心，节衣缩食，共度时艰！即便国库暂时空虚，亦可加征饷银，或令东南富商捐输，总能筹措出军费来！若因区区银钱便畏缩不前，岂不令天下人耻笑？令倭寇愈发猖獗？”
“荒谬！”另一位老臣颤巍巍出列，是都察院的左副都御史，“加征？捐输？说得轻巧！如今百姓负担已重，再加征饷银，无异于竭泽而渔！逼反了百姓，你是能去平叛还是能去抗倭？东南商贾，历经倭患，本就损失惨重，再行逼迫，只怕东南商贸就此一蹶不振！届时内外交困，国将不国！”
“难道就任由倭寇肆虐，坐视不理？如此懦弱，何以立国？”
这时，一位穿着绯袍、气质儒雅的老臣出列，他朗声道：“陛下，闻侍郎忠勇可嘉，然赵尚书所虑，亦是老成谋国之言。我大雍乃天朝上国，岂能与区区倭寇一般见识，逞一时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