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同时，长安城内的博弈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魏王李泰见第一次制造的骚乱效果似乎引起了父皇的沉默，心中窃喜，决定加大力度。
他采纳了幕僚更阴险的建议：
不再直接制造大规模冲突，而是利用经济手段，给孙伏伽的新政制造无法克服的障碍，从而坐实其“无能”的罪名。
他通过隐秘的渠道，指示河北境内那些仍忠于或受制于世家势力的商号、粮行，开始暗中囤积粮食、布匹、盐铁等民生必需品，同时故意放缓甚至停止向市场投放物资。
一时间，河北各地虽未到饥荒程度，但市面上的物价开始出现不正常的波动上涨。
“米价又涨了！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听说是因为新政扰乱了市场，商人们都不敢做生意了！”
新的流言伴随着物价上涨而滋生。
百姓的生活压力切实增加，不满情绪开始积累。
孙伏伽和程处默虽然全力调拨官仓平抑物价，打击囤积居奇，但对手隐藏在暗处，操控市场，使得他们的应对显得被动而吃力。
消息传回长安，弹劾孙伏伽“治国无方”、“与民争利”、“致物价腾踊，民怨沸腾”的奏章果然再次多了起来。甚至连一些原本中立的官员，也开始对河北新政的效果产生怀疑。
这一次，李世民没有再沉默。
早朝之上，当又有御史言辞激烈地弹劾孙伏伽时，李世民缓缓开口，声音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河北之事，朕已知之。孙伏伽、程处默前有查案之功，后有安民之责。地方有宵小作祟，市场有好商兴风作浪，此非一日之寒，亦非二人一时可靖。”
他话锋一转，目光扫过那些弹劾的官员：“然，新政攸关国本，不可因噎废食。传朕旨意：
加派户部侍郎一名，精于钱谷之事者，赴河北协助孙伏伽平抑物价，理顺市场。
另，着令周边各道，调配部分物资入河北，以稳民心。”
这道旨意，依旧平衡。他既没有否定孙伏伽，承认了河北问题的复杂性，又派去了户部官员，看似是去“协助”，实则也带有一定的监督和分权意味。
同时，从周边调粮，既是实际支持，也暗示了对河北本地官僚和商界的不信任。
圣旨下达，魏王李泰心中一沉。
父皇没有召回孙伏伽，反而给予了实质性的支持，这绝非他想要的结果。
他意识到，仅仅靠制造经济混乱和舆论压力，似乎还不足以扳倒孙伏伽这根钉子。
而东宫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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