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区公安分局档案室的高窗漏进午后的阳光，光柱里的灰尘像悬浮的碎金，落在标着“2010-2015重大案件”的铁皮柜上。
吕严戴着白手套，用力拉开锈迹斑斑的柜门，“吱呀”声在寂静的档案室里格外刺耳。
他抽出一摞用麻绳捆扎的卷宗，最上面一本的封皮写着“2014年城南拆迁案”，字迹被潮气浸得发灰，边缘的纸张脆得一碰就掉渣。
“当年这案子闹得凶，最后却按‘意外坍塌’结了案。”守档案的老郑端着搪瓷杯走过来，杯底沉着几片干枯的茶叶，“出事那晚，巷子口张记小卖部的监控硬盘突然‘丢了’——后来维修师傅跟我偷偷说，硬盘是被人用强磁消了数据，根本不是丢了。还有唯一的目击者老李头，开杂货店的那个，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全家搬回山东了，走得急，连刚进的货都没清，这些年我托人打听，再也没他的消息。”
江飞燕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翻开卷宗内页。黑白照片一张张从指间滑过：倒塌的平房只剩断壁残垣，灰色的砖块上沾着暗红的血迹，三具盖着白布的尸体蜷缩在瓦砾堆里，白布下隐约能看到扭曲的肢体。
她停在验尸报告那一页，指尖在文字上轻轻划过，突然抬头看向吕严：“吕队，你看这里——三名死者都是颅脑损伤致死，但颅骨骨折线有双冲击点。”她把照片举到阳光下，“第一个冲击点在颞骨，是钝器造成的凹陷性骨折；第二个在顶骨，是平整的裂伤。这更像是被人用铁棍击打后，再被坍塌的砖块掩埋，故意伪造成意外。”
吕严凑过去细看，果然见报告里“致伤工具”一栏写着“疑似砖块”，但旁边有一行淡墨的修改痕迹，像是被人用橡皮擦过又重写。
他轻轻抖了抖卷宗，一张折叠的纸从页缝里掉出来，展开后是一份未归档的补充调查记录，字迹潦草却有力：“9月15日，群众匿名举报时任城南区街道办主任孙国富，收受拆迁队负责人钱伟‘打点费’20万元，资金通过第三方账户转入孙国富妻子名下银行卡。
9月16日，举报人突然撤诉，称‘举报内容不实’。”记录末尾的签名是“张勇”，日期是2014年10月——也就是拆迁案结案后的一个月。
“张勇？”吕严猛地皱眉，“我有印象，这人是当时负责外围调查的民警，结案后三个月，就在宿舍自缢了，档案里说是‘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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